杨仕荣，1979年9月13日出生，中共党员，2006年12月参加公安工作，曾在册亨县公安局双江派出所、者楼派出所、巧马派出所担任所长，2019年9月到高洛警务室工作至今，现任警务室主任。参加公安工作以来，因工作突出，获得个人嘉奖3次、先进个人4次，被评为优秀公务员3次，优秀共产党员4次。
　　
　　从无到有,打造智能化社区警务
　　
　　31365人，285栋楼，19个地块。
　　
　　2019年8月，3万余人因异地扶贫搬迁政策，陆续搬迁到高洛街道新市民居住区，高洛警务室随之成立。
　　
　　2019年9月，杨仕荣来到高洛警务室任职。
　　
　　到任第一天，杨仕荣看着没电、没网、没电脑，连接警电话也没有，宛如一个空壳子的警务室，以及还未采集录入的住户标准地址，实有人口、实有房屋和实有单等相关信息，他的头瞬间“大”了好几倍。
　　
　　联系供电所安装电表、带着辅警布电线、牵网线、买电脑、买接警电话、选号码……杨仕荣都亲力亲为。
　　
　　两个月时间，警务室建好了，大厅的综合服务区可以受理群众报警求助和预约办理户籍、交管等业务，综合指挥室、多元化矛盾纠纷调解室各尽所能，会议室、值班备勤用房、餐厅……
　　
　　为推进社会治理智能化，杨仕荣将新市民居住区“人、地、物、事、网、组织”等一标六实要素信息录入“135平安风险感知平台”，实时进行维护更新，实现警情警力可视化管理调度、重点人员及重点场所监控管理。
　　
　　在采集录入信息过程中，杨仕荣采取实地走访、电话核实等多元化数据采集方式，将警务室的28人分为3组，按人头分配任务。群众白天不在家就晚上去，哪家灯亮就去哪家，一直没人在家就打电话确认……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这项大工程终于完成了！
　　
　　“‘135平安风险感知平台’的使用，实现了一屏‘查全城’，一网‘管全区’，推动社区治理向智慧化、精细化迈进，确保了辖区平安稳定，让异地扶贫搬迁群众真正做到了快融入、稳得住、平安居。”杨仕荣介绍道。
　　
　　他不仅在“硬件”上下功夫，尽心守护群众安全，还在“软件”上注真心。排查安全隐患时，他发现有的地方弯道大，易发事故，且部分电线杆上有钉子，易造成二次受伤，随即在弯道处安装警示灯，并联系相关单位，对钉子做软包处理。
　　
　　“经常看到杨主任他们来巡逻，问我们有什么要帮忙的吗，小区里面都有监控，住这里很安全，放心得很！”者良社区二期7号地块新市民岑某说。
　　

杨仕荣入户张贴禁毒宣传

　　做实微警务，服务暖人心
　　
　　“杨主任，我在微信群里看到我的狗在这里。”3月16日，黄某走进警务室。
　　
　　20分钟前，警务室接到辖区内第一小学老师的求助，称有一条狗跑进了学校，学生都被吓着了。随即杨仕荣带队到学校将狗带回警务室，并将狗的照片发到微警务群里。
　　
　　微警务的建立，让这样的小事有了更多的反映渠道。“为第一时间掌握辖区内发生的各种问题，便于迅速解决问题，我们搭建了这样的沟通桥梁。”杨仕荣说。
　　
　　通过组织发动，辖区内的警务助理、安保人员、楼栋长、居民，企业负责人、商铺业主、学校老师……不仅成了微警务的成员，也成了参与社会治理的“特殊志愿者”。
　　
　　“他们不仅当面和我们讲防诈骗、禁毒知识，发传单，在楼栋门口贴简单易懂的海报，还随时在微信群里发一些我们看得懂的宣传视频。去年他们就在微信群里发了其他人别骗的信息，我才晓得我被骗了。”高洛新区3号地块商铺业主杨大姐说。
　　
　　2020年7月4日，高洛新区3号地块17号商铺业主覃某被“找零钱”手法诈骗96元，接警后，办案民警在各社区的“公安+商铺警务微信群”发布协查警情，很快有5家商铺业主反映自己也被诈骗，并有业主主动将商铺监控拍摄到的嫌疑人照片和驾驶车辆信息发到群里。
　　
　　经分析研判，杨仕荣发现嫌疑车辆在兴仁市，当晚在兴仁警方的协助下，成功抓获三名犯罪嫌疑人。事后，他又将警情通报到微警务群里提醒群众谨防诈骗。
　　
　　除此之外，杨仕荣将自己在微警务群里的备注换成了杨仕荣+4213110，宣传起警务室的接警电话。
　　
　　2020年10月以来，贵州省110接处警改革，实行省公安厅统一接警转警，实现接警员与报警人、属地派出所值班民警三方通话，可按需增加多方通话，接、处警工作更规范。
　　
　　但对于高洛新区不会讲汉话，听不懂普通话的群众而言，打110报警求助事倍功半，群众和接警员的沟通障碍只能依靠“本土110”有效解决。
　　
　　“我们这里超过93%的群众讲布依话，打110就是这边听不懂，那边也听不懂。所以我安装了号码为‘4213110’的接处警电话，还专门从本地招录了能听能讲布依话的辅警充实到接处警和窗口岗位上。”杨仕荣介绍道。
　　
　　高洛警务室受理辖区5个社区4个村的警情，有三分之一的警情由“本土110”处理，以省厅110接处警服务为主，“本土110 ”为辅。
　　
　　“杨伯妈”和他的调解包
　　
　　“伯妈”这个词在某些语境里含有贬义，是话多、啰嗦的意思。但这里的“杨伯妈”不但不含贬损之义，反而是群众对他调解矛盾纠纷时苦口婆心的充分肯定，摆事实、讲道理、释法律、断是非，常常一开口就是一两个小时，久而久之，“杨伯妈”的外号不胫而走。
　　
　　“群众的矛盾纠纷多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说，楼上人家喜欢喝酒划拳，楼下人家喜欢养点小鸟小狗，双方生活习惯不同，就容易产生矛盾；又比如，夫妻之间，看到对方跟异性同框合影或者吃饭、喝酒，就怀疑对方有外遇；再比如……”说起话来根本停不住。
　　
　　谈到“杨伯妈”这个外号的由来，杨仕荣说：“以婚姻家庭矛盾纠纷为例，现场调解也好，到警务室或司法所调解也好，先是要听双方讲述矛盾纠纷的来龙去脉，找准矛盾焦点。然后就轮到我来分析了，和异性同框拍照或者一起吃个饭并不能说明有外遇，接着，又从子女和父母的角度来说，用鲜活的事例告诉他们，矛盾纠纷没有必要，再进一步普法，让当事人知道，纠纷中引发的肢体冲突，可能涉嫌家庭暴力甚至是故意伤害他人……”
　　
　　“一般来说，我一讲就是一两个小时，有时候就算当事人已经自愿达成谅解，我还是要把话说完、说透，避免下次再出现类似的情况。可能当事人也不想再听我说了，经过我调解的矛盾纠纷，几乎没有反弹的，宣讲法律时我强调，公安机关并不一味是婆婆妈妈的，如果有下次，该打击的就要打击，该处罚的就要处罚。”杨仕荣说。
　　
　　警务室的警力有限，面对矛盾纠纷易发的情况，杨仕荣充分依托“三微一感知”社会治理机制，通过微警务群，积极动员村组干部、治安积极分子对矛盾纠纷开展每日一摸排，做到心中有数、胸中有谋、手上有招。

杨仕荣晚上入户进行“一标三实”信息采集（左二为杨仕荣）

作为负责人，既要统揽全局，又要亲自上阵。“并不是所有的矛盾纠纷都要到警务室来调解，能当场调解那是最好的，所以我们制作了一个调解包。”杨仕荣介绍，调解包里面，有宣传法律的小册页，有调解协议书，有笔和印泥等等，要求每一名民警每次接到矛盾纠纷类的警情都要带上调解包，尽心尽力让矛盾纠纷能够就地解决。